二二八事件本身與當日一樣已不是今日只剩意義輾轉與翻騰的二二八了
侯孝賢：當年拍悲情城市 想打開窗口
【記者梁玉芳、何振忠／專訪】
包個花頭巾、在三重路邊頂寒風拍新片的導演侯孝賢說，當年拍「悲情城市」，純粹是「青瞑牛不驚槍」，只想表達對統治階級的反感，打開一個討論二二八的窗口，恢復這些被歷史掩蓋人們的尊嚴而已。
至於片子後來引起的國內論戰，甚至還有檢調對拍片成員的調查，侯孝賢表示，他不去想，也不在乎。只要片子打開一個討論的機會，就值得了。
侯孝賢表示，要徹底還原歷史的真相，還需要更多的討論時間；歷史不還原，就永遠會被強勢者詮釋。十八年後再看這個城市，他嘆口氣說，新的悲情永遠會發生，特別是在總統大選後，不同的身分還是會不斷被提醒。
以下為侯孝賢的訪問紀要：
當年拍攝悲情城市的初衷，就是想為二二八、白色恐怖肅殺氣氛中，被掩蓋的人和歷史，恢復他們的尊嚴而已。
我受陳映真小說的影響很大，早就想拍「山路」、「鈴鐺花」，但他勸我不要， 政治仍然敏感，一拍，可能就會被抓去關。後來一解嚴，我馬上開始準備要拍個以二二八為背景的故事，呈現日據後、光復的台灣，面對權力交替、利益重新分配， 產生了什麼變化，用一個台灣家族成員不同際遇的故事來表現。這就是「悲情城市」。
拍片純粹是表達我對政府、統治階級的反感，我一直如此。我不是什麼社會主義者，就是站在社會的弱勢面，在權力的對立面，拍邊緣、弱小的那群人。 那時候台灣人、台語受到很大的壓抑，比如電視說台語只有一小時段，所以片裡大量採用台語，這是刻意的。
至於「悲情城市」會在政治上引起什麼效應，我沒有想太多，只是想藉影像打開 一個紓解的窗口，像念真寫「戀戀風塵」，談他的親人、朋友，抒發許多人共同的感情一樣。當時是「青瞑牛不驚槍」，那時的確是有調查局的人來了解拍片這群人 是在幹什麼，聽說後來掛名製片的楊登魁還被調查。
這麼多年來，觀看者對「悲情城市」有不同的解讀，我對這個也沒有想太多。開拍前蒐集資料，就知道二二八的歷史太複雜，不是一部影片就可以說清楚的，片子裡甚至還牽涉到「鹿窟事件」，早就超出二二八事件了。
我從不看評論，但引起討論是好的，總會有各種觀點來抒解不幸，這件事原本就該好好地、徹底地討論。太多的說法沒有真正針對二二八的本質討論，每個發言的人總有自己的立場；但歷史不還原，永遠就會被政治人物利用，永遠被強勢者詮釋。
我對二二八的看法，就是一種反對統治者的行為，而不是外省人、本省人的問題。事件發生時，本省人和外省人相互保護的情形所在多有，不應該是後來被政治人物詮釋切割為省籍隔閡，或者是語言的隔閡。
這塊歷史是我們的資產，好好的去面對，就會發現強大的力量；而不只是族群切割、意識形態的切割，永遠對立。哪天局勢翻過來，受害者又成了加害者，複製過去當權者的那一套，永遠不停的輪迴，問題就永遠無法解決，人民永遠是輸家。
悲情的背景是台灣最複雜的一段歷史，但得金獅獎，老外當然不懂台灣的過去，但片子講的是人在政權壓迫下的卑微情懷，這是普世共通的經驗與價值，因此他們會感動。這也是我的最初的動機：人文的關懷大於政治的討論。
「悲情城市」裡家族成員人物都有所本，像梁朝偉演的人物，就是擷取鐵雕藝術 家陳庭詩的影子。他七八歲時從樹上摔下來，失聰。後來，梁朝偉在火車上被逼問是哪裡人，他只得開口說：「我是台灣人。」這只不過是依照真實情境——可以去 問（詩人）詹澈，他的父親當時在火車上，被用日本話、台灣話問他是哪裡人，他就趕快回答我是台灣人。這是當時的實際狀態。
對「悲情城市」的誤解，也是理所當然，只是我並不為任何意識形態服務，我有的，就是「反抗」。只是任何立場的討論，都應該有所節制。
【2005/02/26 聯合報】
吳念真：228是個傷口 卻變成藉口
【記者何振忠、梁玉芳／專訪】
「詮釋一段歷史，要從對下一代有利的角度去解釋。」導演吳念真遺憾二二八這幾年被政治上的操作利用，他也期待二二八的爭論應該夠了，未來的二二八大家都去踏青！
「悲情城市」由吳念真與朱天文編劇，吳念真說：「二二八先前是被掩蓋的傷口，後來變成藉口，一如省籍，後來任何悲情、任何被壓抑的迫害，都拿這個來當藉口。」「傷口必須拉開，看問題在哪，傷口才會好。」
以下專訪以第一人稱記述：
拍悲情時，閱讀和採訪了很多傷心的故事。舉個例，大稻埕有位阿婆有一棟房子，人家要改建她都不賣，原來那時槍斃了人，屍體都是偷偷的埋掉，她先生的屍體就是埋在這房子下面。她怕如果改建翻地，挖出屍骨的時候要怎麼去解釋？你看，這個恐懼，一埋這麼久。
這故事跟我的想法沒什麼不同：那是一個傷口，必須拉開來看，看它問題在那裡，才會好嘛！愈掩蓋就會愈慘烈。
所以當這個東西可以討論、當二二八的東西可以出來、史實可以呈現的時候，就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是了解事件發生的原因；二是希望以後不要再犯。
對於二二八，我認為這是兩方面對事件的認定不同，台灣覺得媽媽要回來了，結果大失所望，而大陸上的國民政府根本不覺得台灣是自己的小孩嘛！
這提供一個訊息，以後是不是可以在兩種文化聚合的時候，用這樣的心情去了解彼此省籍的東西。就像我看孝賢的「童年往事」，才知道大陸人的悲哀，他爸爸講家具臨時買一買就好，隨時要回大陸，我就沒辦法了解，因為我就住在這個地方呀！但他有錯嗎？沒有。
我去溫哥華演講，有人說要去中國化，批評一些人在台灣這麼久還眷戀著大陸，我說你們在加拿大也住了一、二十年，還不是那麼關心台灣，一樣嘛！
二二八對這一代的年輕人已經很遠了。他所閱讀的東西，會導致怎樣的心情，要 先看我們這一代怎樣解釋。問題是我們這一代常常做錯一件事，特別到後來這幾年，一如省籍一樣，到選舉的時候就把它拿來當成操作的藉口，這是最大的悲哀。一 旦這個放不掉，仇恨要形成，很簡單；但要遺忘或抹平，很難！
至於二二八事件本身，是沒辦法建立共識的，所以詮釋者用普遍的心去解釋或去面對，用最大公約數去了解這個事件發生的過程，就很重要。我們交給下一代的是什麼，下一代才能慢慢了解；但如果我們還是用仇恨去解釋，下一代接收到的訊息就永遠是這個。
二二八是很多面向的。我們礦區的礦長劉傳明當時被捉，關了十幾年，他是留學 東京的。他講過一句話影響我一輩子：「做工很艱苦，再艱苦，也要讓小孩讀書，才有知識，才有力量。」這是多麼深層的東西，身家財產盡失，最後的要求，竟是 要求讓小孩讀書。那個時代的那種人，他不是用仇恨去看事情，這是他的解決方式。
另有一個採礦師傅，也很有學問，在八堵被幹掉。他的媽媽後來不讓他的小孩再念書，理由是：「書不能讀太多，頭殼會胡亂想。」
所以我們要用怎樣的態度去面對問題比較健康？逃避嗎？恐懼嗎？還是用知識去了解？我覺得是用真實的態度去看待，再把你解釋的交給下一代。
我寫悲情，就是寫兩種文化的不一樣、兩種心情的不一樣。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在一個時機裡面，大家聚在一起，但沒時間好好去了解對方，剛好災難發生。
外省人本省人都不喜歡這片子，邱復生找人看試片時，當場就有人喊「這對外省人不公平」。其實那時候，我們怕的是被台灣人罵死！有個歐巴桑就罵我把台灣人寫得那麼沒水準。我們早知道，兩邊都別想討好，唯一能做的事是讓人知道二二八可以拍電影，可以說了。
孝賢將結尾落在家庭，這點很好。如何讓下一代往下帶，我們去解釋任何一個歷 史事件，應該是從對下一代有利的角度去解釋。台灣能不能更持平去看待事情，經過二二八的大悲，沈澱下來的心情應該是很溫厚的，是思考怎樣去教小孩用更寬廣 的角度看事情，期待他們成為祖籍台灣的世界公民。
台灣對二二八的爭論應該夠了，以後二二八應變成踏青日，當成春天的氣息，變成每年的希望之日，別再政治了。
【2005/02/26 聯合報】
【記者梁玉芳、何振忠／專訪】
包個花頭巾、在三重路邊頂寒風拍新片的導演侯孝賢說，當年拍「悲情城市」，純粹是「青瞑牛不驚槍」，只想表達對統治階級的反感，打開一個討論二二八的窗口，恢復這些被歷史掩蓋人們的尊嚴而已。
至於片子後來引起的國內論戰，甚至還有檢調對拍片成員的調查，侯孝賢表示，他不去想，也不在乎。只要片子打開一個討論的機會，就值得了。
侯孝賢表示，要徹底還原歷史的真相，還需要更多的討論時間；歷史不還原，就永遠會被強勢者詮釋。十八年後再看這個城市，他嘆口氣說，新的悲情永遠會發生，特別是在總統大選後，不同的身分還是會不斷被提醒。
以下為侯孝賢的訪問紀要：
當年拍攝悲情城市的初衷，就是想為二二八、白色恐怖肅殺氣氛中，被掩蓋的人和歷史，恢復他們的尊嚴而已。
我受陳映真小說的影響很大，早就想拍「山路」、「鈴鐺花」，但他勸我不要， 政治仍然敏感，一拍，可能就會被抓去關。後來一解嚴，我馬上開始準備要拍個以二二八為背景的故事，呈現日據後、光復的台灣，面對權力交替、利益重新分配， 產生了什麼變化，用一個台灣家族成員不同際遇的故事來表現。這就是「悲情城市」。
拍片純粹是表達我對政府、統治階級的反感，我一直如此。我不是什麼社會主義者，就是站在社會的弱勢面，在權力的對立面，拍邊緣、弱小的那群人。 那時候台灣人、台語受到很大的壓抑，比如電視說台語只有一小時段，所以片裡大量採用台語，這是刻意的。
至於「悲情城市」會在政治上引起什麼效應，我沒有想太多，只是想藉影像打開 一個紓解的窗口，像念真寫「戀戀風塵」，談他的親人、朋友，抒發許多人共同的感情一樣。當時是「青瞑牛不驚槍」，那時的確是有調查局的人來了解拍片這群人 是在幹什麼，聽說後來掛名製片的楊登魁還被調查。
這麼多年來，觀看者對「悲情城市」有不同的解讀，我對這個也沒有想太多。開拍前蒐集資料，就知道二二八的歷史太複雜，不是一部影片就可以說清楚的，片子裡甚至還牽涉到「鹿窟事件」，早就超出二二八事件了。
我從不看評論，但引起討論是好的，總會有各種觀點來抒解不幸，這件事原本就該好好地、徹底地討論。太多的說法沒有真正針對二二八的本質討論，每個發言的人總有自己的立場；但歷史不還原，永遠就會被政治人物利用，永遠被強勢者詮釋。
我對二二八的看法，就是一種反對統治者的行為，而不是外省人、本省人的問題。事件發生時，本省人和外省人相互保護的情形所在多有，不應該是後來被政治人物詮釋切割為省籍隔閡，或者是語言的隔閡。
這塊歷史是我們的資產，好好的去面對，就會發現強大的力量；而不只是族群切割、意識形態的切割，永遠對立。哪天局勢翻過來，受害者又成了加害者，複製過去當權者的那一套，永遠不停的輪迴，問題就永遠無法解決，人民永遠是輸家。
悲情的背景是台灣最複雜的一段歷史，但得金獅獎，老外當然不懂台灣的過去，但片子講的是人在政權壓迫下的卑微情懷，這是普世共通的經驗與價值，因此他們會感動。這也是我的最初的動機：人文的關懷大於政治的討論。
「悲情城市」裡家族成員人物都有所本，像梁朝偉演的人物，就是擷取鐵雕藝術 家陳庭詩的影子。他七八歲時從樹上摔下來，失聰。後來，梁朝偉在火車上被逼問是哪裡人，他只得開口說：「我是台灣人。」這只不過是依照真實情境——可以去 問（詩人）詹澈，他的父親當時在火車上，被用日本話、台灣話問他是哪裡人，他就趕快回答我是台灣人。這是當時的實際狀態。
對「悲情城市」的誤解，也是理所當然，只是我並不為任何意識形態服務，我有的，就是「反抗」。只是任何立場的討論，都應該有所節制。
【2005/02/26 聯合報】
吳念真：228是個傷口 卻變成藉口
【記者何振忠、梁玉芳／專訪】
「詮釋一段歷史，要從對下一代有利的角度去解釋。」導演吳念真遺憾二二八這幾年被政治上的操作利用，他也期待二二八的爭論應該夠了，未來的二二八大家都去踏青！
「悲情城市」由吳念真與朱天文編劇，吳念真說：「二二八先前是被掩蓋的傷口，後來變成藉口，一如省籍，後來任何悲情、任何被壓抑的迫害，都拿這個來當藉口。」「傷口必須拉開，看問題在哪，傷口才會好。」
以下專訪以第一人稱記述：
拍悲情時，閱讀和採訪了很多傷心的故事。舉個例，大稻埕有位阿婆有一棟房子，人家要改建她都不賣，原來那時槍斃了人，屍體都是偷偷的埋掉，她先生的屍體就是埋在這房子下面。她怕如果改建翻地，挖出屍骨的時候要怎麼去解釋？你看，這個恐懼，一埋這麼久。
這故事跟我的想法沒什麼不同：那是一個傷口，必須拉開來看，看它問題在那裡，才會好嘛！愈掩蓋就會愈慘烈。
所以當這個東西可以討論、當二二八的東西可以出來、史實可以呈現的時候，就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是了解事件發生的原因；二是希望以後不要再犯。
對於二二八，我認為這是兩方面對事件的認定不同，台灣覺得媽媽要回來了，結果大失所望，而大陸上的國民政府根本不覺得台灣是自己的小孩嘛！
這提供一個訊息，以後是不是可以在兩種文化聚合的時候，用這樣的心情去了解彼此省籍的東西。就像我看孝賢的「童年往事」，才知道大陸人的悲哀，他爸爸講家具臨時買一買就好，隨時要回大陸，我就沒辦法了解，因為我就住在這個地方呀！但他有錯嗎？沒有。
我去溫哥華演講，有人說要去中國化，批評一些人在台灣這麼久還眷戀著大陸，我說你們在加拿大也住了一、二十年，還不是那麼關心台灣，一樣嘛！
二二八對這一代的年輕人已經很遠了。他所閱讀的東西，會導致怎樣的心情，要 先看我們這一代怎樣解釋。問題是我們這一代常常做錯一件事，特別到後來這幾年，一如省籍一樣，到選舉的時候就把它拿來當成操作的藉口，這是最大的悲哀。一 旦這個放不掉，仇恨要形成，很簡單；但要遺忘或抹平，很難！
至於二二八事件本身，是沒辦法建立共識的，所以詮釋者用普遍的心去解釋或去面對，用最大公約數去了解這個事件發生的過程，就很重要。我們交給下一代的是什麼，下一代才能慢慢了解；但如果我們還是用仇恨去解釋，下一代接收到的訊息就永遠是這個。
二二八是很多面向的。我們礦區的礦長劉傳明當時被捉，關了十幾年，他是留學 東京的。他講過一句話影響我一輩子：「做工很艱苦，再艱苦，也要讓小孩讀書，才有知識，才有力量。」這是多麼深層的東西，身家財產盡失，最後的要求，竟是 要求讓小孩讀書。那個時代的那種人，他不是用仇恨去看事情，這是他的解決方式。
另有一個採礦師傅，也很有學問，在八堵被幹掉。他的媽媽後來不讓他的小孩再念書，理由是：「書不能讀太多，頭殼會胡亂想。」
所以我們要用怎樣的態度去面對問題比較健康？逃避嗎？恐懼嗎？還是用知識去了解？我覺得是用真實的態度去看待，再把你解釋的交給下一代。
我寫悲情，就是寫兩種文化的不一樣、兩種心情的不一樣。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在一個時機裡面，大家聚在一起，但沒時間好好去了解對方，剛好災難發生。
外省人本省人都不喜歡這片子，邱復生找人看試片時，當場就有人喊「這對外省人不公平」。其實那時候，我們怕的是被台灣人罵死！有個歐巴桑就罵我把台灣人寫得那麼沒水準。我們早知道，兩邊都別想討好，唯一能做的事是讓人知道二二八可以拍電影，可以說了。
孝賢將結尾落在家庭，這點很好。如何讓下一代往下帶，我們去解釋任何一個歷 史事件，應該是從對下一代有利的角度去解釋。台灣能不能更持平去看待事情，經過二二八的大悲，沈澱下來的心情應該是很溫厚的，是思考怎樣去教小孩用更寬廣 的角度看事情，期待他們成為祖籍台灣的世界公民。
台灣對二二八的爭論應該夠了，以後二二八應變成踏青日，當成春天的氣息，變成每年的希望之日，別再政治了。
【2005/02/26 聯合報】
分類：
comment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