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導制度有沒有搞錯？還是搞錯的不只輔導制度？

本文是讀過【看誰在拿輔導金】by何瑞珠 一文後的感想

作者所言甚是，大部分我都深感認同。
本地電影的生產和市場呈現誇張的隔離情形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在產業結構搖搖欲墜之際，電影產品的大眾化會是能否抵抗頹圮現狀的關鍵。正如作者文中所說，電影導演們的主要任務不外乎叫好與叫座之間的取捨、甚至兼顧，但是如同歐洲、亞洲大部分國家的「外好萊塢電影」一般，台灣電影也面對著市場的規劃思考與政策的有效扶植兩個意義功能本不相及，但是卻須做到同一目標的難題。這類的辯證與衝突就可以從作者所說的輔導金政策可見端倪。

若是我沒有解讀錯誤，作者應沒有對輔導金該怎麼做、怎麼走做出明確的建議指示，但是作者對電影產製單位的要求則很明顯：在質的圖創上作好票房實力的基本功，有真正理直氣壯能讓人叫好的產品，在今日發行管道活絡的全球市場，不怕沒有本地市場支持，世界之大，總有識貨人。這點其實我也很贊成，畢竟我真的不贊成要一堆人出錢只是去成就一個人的「夢想」而已（不管他的夢想是當個超凡入聖卻沒人懂的藝術家，還是簡單的A錢又可掛電影人頭銜的缺德夢）。在資助的同時，受資助者必須（其實是一定）要有所回饋，而且要是出資者能接受的、意料中的，不然就沒必要繼續和他做交換的必要。這是契約的基本條件。

從這點來談輔導制度吧，我和作者一樣不知道政府這個人民稅收執行者到底了不了解真正的出資者：國民，到底想對台灣電影工業的產品需要、預期什麼，相反的，相關機關只在一股腦的考量，台灣的電影人要什麼？所以很簡單地，知道他們缺錢，要賣房子才能拍片，同時也知道他們的片還可能得獎，提高台灣能見度...許多的觀察，許多安撫電影人、吹捧關心文化建設口號，甚至所謂「影展外交」等動機，就是沒有觀察到真正出錢的人，已經越來越多人，越來越不在乎，現在的台灣電影能有什麼新突破了。

根據1998年由郭幼龍教授作的台灣觀眾對台灣電影評價研究，台灣人對觀看台灣電影與休閒娛樂動機的連結呈現了負相關，說明還是有人想看台灣電影，但是不會是為了一般最主要的休閒目的，而是更複雜的藝術思考甚至附庸風雅，這樣的台灣電影市場結構，不只是太小，而且也太難在本地擴展。

此外，台灣電影似乎再本地觀影人口的印象與評價中，已經和藝術電影劃上等號，這有什麼不好？就我來說，這代表著就算台灣電影製作出多不同的作品，往往都先天地先侷限再觀眾不多且固定的藝術電影觀眾市場，簡單的說，便是難以擺脫小眾化的刻板印象，大眾化之路走的還得比一般已為觀眾建立起的類型影片要困難很多，在這個時候，一路走來的輔導金卻如作者所提，落得「越輔越倒」之名，缺了一大角的社會契約結構，對出資方的期望失去了焦點，讓台灣電影雖有輔導之名，卻無輔導成效，更何況還有如作者提供資料顯示政府還有其他的輔助管道仍忽視相同的問題，成為制度的漏洞，經費實行效率的死角。也無怪乎有人建議過輔導金乾脆不要辦了（這還是某位台灣少數知名的「商業」導演之建議）不過前面提到的人民由政府代理出資輔導國家電影製作的社會契約精神，其實在其他國家的電影輔導政策中都看得到，就如作者在文中提及的法國。

不過我前面所說的，也只是單就作者對於輔導政策這一方面看法的思考。其實國家電影在今日全球市場越來越受重視的現實之下，很容易落得曖昧不明或效果與成果無法一致，例如國家電影的身分認定就是個大問題了，不過說到電影的跨國思考，對於作者所說「台灣市場很小，假如能跨足北美和歐洲市場，有沒有台灣市場都無所謂」這個「事實」，其實才是我在乎的重點。是的，這的確是事實，更是現實。在不健全的輔導政策之外，要求電影人要有製作一定質素、讓全球肯定的影片，這樣的自覺的確十分重要，甚至走向大眾化的精準規劃也應是必備的考量，但是，有沒有台灣市場都無所謂這句話會不會太武斷了些？

換句話說，放棄了台灣市場，會不會放棄了更多東西？我常常拜讀作者幾篇精彩文章時會想：難道我們就讓蔡明亮般的作者片片皆是「經典」，其影片全球賣埠也讓他持續創作無後顧之憂，然而卻同時持續在蔡導影片成就的新聞偶而攻佔版面時，卻同時確立著台灣影片讓台灣觀眾依舊艱澀難懂的菁英階級小眾取向招牌嗎？還是像台灣出發的李安，卻在頂著大中國哲人形象，進入好萊塢大片架構、拍攝通俗取向佳片，成為「另類移民」之際，卻空讓台灣電影人讚嘆欽羨卻沒對本地帶來實質的影響與改變？這些路都和輔導制度無關，也都讓這些工作者走向全球性的成功；或許還有人覺得，台灣還有像【十七歲的天空】這樣的第三、甚至第四條有希望的路啊！不過在這些路中，我真的在市場之外看不到什麼值得回味的，在這個對文化定義隱諱不明的地方，這會是條好路嗎？

我常在想，這樣換個角度的獨善其身，會不會也只是換個方式的文化失根？